新型城镇化及区域发展政策的快速发展，促使经济、社会等多样要素聚集，加速了乡村边缘化，造成乡村人居问题不断出现。在乡村振兴时期，各地的先行先试乡村振兴示范村通过探索人居环境建设路径、总结经验，寄希望于发挥其极核作用并带动其他乡村的发展。文章从人居环境理论出发，进一步聚焦乡村载体，从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着手，梳理现阶段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的困境，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及社会文化空间4 个方面提出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活化策略，并以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官渡村为例进行实证探索，以期为乡村地区的功能转型、空间活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活化策略

[文章编号]1006-0022(2021)19-0056-09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蔡雪艳，李泽新，孙卓元，等．乡村振兴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策略——以绵阳市官渡村为例[J]．规划师，2021(19)：56-64．

0 引言

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实践的重点环节，良好的人居环境有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目前我国乡村建设已取得较好的成效，95％以上的村庄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的集聚作用使得乡村空间过度边缘化，造成乡村人口过度流失、乡村血缘与业缘关系逐步丧失、大量宅基地空置、村庄分化日益加剧和生态环境衰退等问题。在乡村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为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明晰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化问题，依托乡村物质及非物质载体进行人居环境的特征、内涵研究，统筹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从而扩展人居环境理论的边界。此外，以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作为基础，推动乡村农业现代化，促进产村融合，并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对于吸引乡村人才回流、提升乡村发展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城乡网络化发展下，城镇重要基础设施的扩散作用使得乡村有着从“被动化”到“主动化”承接城镇经济发展政策、设施等要素的倾向。而人居环境是以人为基础，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以形成适应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因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有必要对人居环境边界进行进一步扩充，其视角应从城市扩展至乡村，从乡村人居环境视角去关注乡村的发展。乡村人居环境主要是指由乡村区域内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的物质要素及非物质要素组成的动态巨系统。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乡村聚落研究、城乡关系及乡村评估、乡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多从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化发展分析、环境系统评价和格局优化重构等视角切入；研究范围涵盖省、市、县等多级行政区域，研究方法包含GIS 地理分析、模型测算等量化方法和基于人居环境理论的定性阐述。同时，现有研究多从内涵界定、理论体系构建、整治建设路径及评价指标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在内涵界定方面，李伯华等人阐述了乡村人居环境的逻辑关联，并将其内涵分解为人文环境、地域空间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在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彭震伟、胡伟等人围绕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角度构建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系统及发展模式；在整治建设路径方面，谭少华、赵华勤等人讨论了省域、县域层面的乡村综合整治模式，并提出针对性的规划层级体系及行动者网络体系；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朱彬、唐宁等人通过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得出省域、市域内人居环境的区域差异，并提出整改意见。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整体上侧重宏观尺度的乡村物质空间建设，而忽视了对人居环境各物质性、非物质性要素的整体统筹。尽管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村庄等小尺度的非物质文化修复、功能转型、空间形态演变等内容，但研究对象多为典型的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缺乏对普通基层村落人居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空间的深度挖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亟需关注常规基层村落建成环境的整治活化并进一步提出活化方针。基于此，本文从乡村人居环境活化的新视角，提出乡村物质及非物质空间的活化策略，并以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官渡村为例，解析其人居环境整治活化途径，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时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

1 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建设历程及建设困境

1.1 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及建设历程

乡村人居环境狭义上指农村居住的物质环境，广义上指乡村区域内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及非物质环境的有机结合体，具体包括乡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生活方式、基础设施、人文氛围和农民组织等各方面。本文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生空间”及人居环境理论涉及的“五个系统”，将乡村人居环境归纳为由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社会文化空间构成的动态框架。生产空间是乡村多元主体进行各项社会生产活动的场所，是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设施建设的场所，是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直接表征；生态空间为乡村居民提供生态产品及服务并能实现自我修复，为乡村建设提供支撑并对建设行为进行约束；社会文化空间作为精神载体，丰富了乡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这四大空间相互促进，伴随着乡村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形成动态开放的乡村环境( 图1)。

图1 乡村人居环境构成

总的来看，目前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经历了“建设探索—制度规范—全面提升”3 个阶段，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也由支线工作变成了村镇建设的重点任务(图2)。第一阶段的乡村建设进程缓慢，以农业基础设施修建为主；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城市资源不断投放至乡村，城镇的高速增量扩张间接带动了乡村物质空间的建设，乡村地域功能不断演化，各项管理制度也陆续施行以加强建设管控；第三阶段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呈现主动态势，各地乡村人居环境的规划编制和管理机制也在积极改革创新。发展至今，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但城乡差距加剧及内部要素变化也影响着规划成效，乡村人居环境仍需持续活化更新。

图2 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历程

1.2 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困境

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口与土地等城乡要素交换加速，全国农村综合发展指数持续增长，全国村庄建设投入大幅增加；乡村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另一方面，2010 ～ 2019年我国自然村数量却不断减少，整体减少率为7％。乡村收缩现象不断加剧，乡村地域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不断演化，不同维度之间相互影响形成闭环，即乡村生产、生活用地配置无序，加速生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农村的水土环境，致使乡村生境质量日趋恶化；乡村环境恶化加上城镇发展吸引力加大，乡村人才留驻存在难度，农村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再次影响乡村土地的规模经营与建设(图3)。其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以下4 个方面：

图 3 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困境

首先，乡村土地承载功能受限。土地配置深刻影响农民生计，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导致乡村土地承担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宅基地制度导致乡村建设用地分散布置，可整合利用的土地零碎、数量少。根据2018 年统计数据可知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平均为10.7％，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入城，耕地及宅基地用地闲置问题日益普遍。加之土地政策的约束和土地收益差异也诱发了“宅基地置换”“非正规土地流转”等行为，导致乡村空间杂乱无序，用地环境质量低下，这也加大了体验、旅游观光等高品质功能的植入难度，使乡村土地承载功能远低于城市。

其次，乡村聚居空间无序化。早期人居环境建设的重心围绕城市开展，惯性思维下“新农村”“美丽新村”建设运动也多以城市规划理论及方法切入，通过拆村并点集中安置居民、整合建设用地，粗暴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空间。再加上乡村复杂的社会因素，聚居点建设并不能完全整合聚落空间，大量乡村聚落形态仍旧零碎，并衍生出公共服务设施模式化配置及使用效率低下、生活空间荒废和乡村特色缺失等问题。

再次，乡村生态环境污损化。研究表明，我国乡村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总体呈现恶化趋势。乡村盲目及过度建设导致林草资源减少、河道岸线改变、乡村景观单一化，更加剧了生境网络破碎化；同时，传统农业缺乏规划引导，农业生产活动的无序也会导致农田面源污染，降低乡村生境修复能力及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

最后，乡村人才活力低下。城镇化发展及生产力结构变化加速农村人口流动，劳动力加快转移。农村中青年大量涌入城市，乡村人口结构改变，本土居民老龄化趋势严重，据“七普”数据统计，乡村65 岁以上老人比重比城镇高出6.61％。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也不断瓦解乡村的就业结构，乡村人力资源缺乏；乡土社会关联显现削弱状态，乡村人文氛围受损。

上述问题多是伴随村庄阶段性发展逐步显现并相互影响的，因此直面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困境并提升乡村发展质量尤为重要。在村庄转型发展的时代趋势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旨在通过动态更新调控，从整体上关注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动向，就生产、生活、生态及社会文化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并形成地域性的发展体系，促进其地方经济、生境、社会复兴，这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愿景的重要途径。

2 人居环境理论下乡村振兴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策略

2018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实施方案》指出应着力打造1000 个乡村振兴科技引领示范村(镇)。随后各省市开始探索示范建设，建设数量不一，建设模式主要分为设置考评激励示范建设( 四川省、湖南省) 及设置地方标准规范示范建设( 广东省、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作为具有典型性及推广意义的实践探索，在前一轮村庄建设过程中其人居环境建设位居前列并具有借鉴性，对其人居环境整治活化进行探索，不仅对地方村镇振兴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还能为下一步指导乡村发展模式提供依据( 图4)。

图 4 乡村人居环境活化模式

2.1 生产空间：集体运营及产业转型

乡村产业的发展是乡村建设的根本，而农村土地作为生产空间的增值载体，其流转形式与流转主体影响着乡村资源要素的配置。张京祥等人指出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后，由投入生产空间转向投入消费空间，并通过符号化、商品化表达进而增值，最终产生垄断地租。而股份合作社则是实现外部资本投入与乡村内部资产有机结合的经典模式之一，在乡村人口过度化流失的背景下，合作社产生的垄断地租不仅可推动低效用地变现，实现生产空间优化，还能增加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本文认为，积极推动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形成多形式的股份合作，如土地股份合作社、农资股份合作社及集体资产的股份量化，将资源整合成为资产，开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资本运作模式，不仅可以实现土地资本的规模化生产，还可以在增收创收有利的前提下逐步吸引外出务工人群回流。因此，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应加强农民的组织化，确定村社集体的主体作用；应结合乡村已有的运营体系及土地托管进行优化或重构，通过乡村土地资产的经营获得资本性收入，实现生产空间的价值变现。同时，乡村农旅融合的业态新趋势也会加强业缘联系，使农民原址就业空间扩大并能获得丰富的劳动性收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将会得到缓解，新中农阶层也会相应增加。

在产业活化模式发展中，应遵循“项目点—产业链—市场化”的指导方针。首先，升级乡村农业类型，提倡现代化农业生产并引入农业新品种，塑造产品竞争力及特色；推动小农户转化为具有规模经营特征的家庭农场或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在提升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保证耕地保有量，利用耕地的集约化推进建设用地整合，以促进乡村土地功能的承载与扩展。其次，注重产业链条开发，逐步完善加工包装及销售等环节以满足现代生产业的需求，发展订单经济，扩展周边衍生品并提高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打造农产品品牌。最后，对三产服务进行消费创新，通过品牌化运营及传媒平台宣传乡村文化与塑造特色，涵盖农特产品、加工体验、农旅采风和民宿文化等内容，精准定位城市消费需求，优化消费体验，实现线上、线下流量变现( 图5)。

图5 示范村生产空间活化策略

2.2 生活空间：聚居整治及社会融合

乡村聚居布局对乡村空间形态影响极大，多数乡村早期都是由农民自发选址建设并集结成团的。不同类型的农民对于居住类型的侧重也有偏差，村庄规划需要对农民建设意愿做出回应。现阶段的乡村多采用拆村并点、新建居民点的方式进行村域局部聚居点整治，多与农民需求错位。从生活空间看，新村建设在乡村拆迁撤并的政策优势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配置，给予农民宜居生活，但是容易忽视乡村的生产属性，造成农民居住地与生产地的分隔，以及当地血缘、业缘等社会集体关系的破坏。同时，有些示范村在聚居点整治中采取的措施是更新旧聚居点的物质环境，包括建筑与基础设施等，但由于乡村聚落密集凌乱的建筑肌理及改善投入的杯水车薪，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往往有限。而乡村聚落作为生活质量的主要空间载体，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并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应该是聚居优化的根本出发点。屠爽爽等人也指出，聚落空间优化是通过空间结构调整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应当正确处理人—地—产关系。乡村聚居点的功能复合及结构优化能够塑造宜居的实体场所，乡土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交互、地缘联系更是能够加固聚落内部结构，避免“有形无实”。本文认为，聚居空间优化不仅需要完善聚居点物质空间以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还需要维护乡村血缘、地缘、业缘的内在交互，提升农民的乡土归属感、邻里和谐度，增强聚落与居民的黏性，激发生活空间的活力(图6)。

图6 示范村生活空间活化策略

因此，在规划实践上，首先可结合资本下乡提供的资金逐步开展聚居整治，由单体建筑扩展至居住环境。明确个体闲置建筑的产权归属及有偿退出机制，结合城市居民的乡村体验打造具有“住—产—租”复合用途的建筑，实现其生活、生产及服务复合功能。对村域内的聚居点进行综合指标评价，结合农民差异化的空间利用进行互补协同，形成多种聚居点类型，如集中安置社区型、就近复垦组团型。在设施配置上进行功能共享，提高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细化村庄风貌，形成洁净有序的村容村貌(图7)。其次，居民生活空间的内在联系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变化，社会网络关系也能影响聚居点的产生与发展。血缘及地缘的延续有助于维护原有社区的邻里关系及空间形态；学业与就业的业缘变化进一步打破空间隔离，产业文化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农民相互沟通，增加合作交互，有利于社会融合及打造文明富裕社区。

图7 示范村生活场所物质提升策略

2.3 生态空间：生态修复及绿色发展

乡村地区的生态格局及自然山水作为其独特资源，一方面是乡村绿色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村庄空间建设的底线束缚。早期乡村建设多靠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在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生态保护与修复成为乡村发展的新使命。对于乡村生态空间，郧文聚等人指出在大尺度上需要重视生态网络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在小尺度上需要提高乡土景观多样性，使其成为城乡发展的绿色生态屏障。乡村可作为生态修复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保留着大量原生生态本底及人造乡土景观，能极大程度地维护粮食安全、发展低碳经济及缓解热岛效应，增强城乡生态系统的韧性。应借助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梳理村域耕地、林草地及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质量，着力提升农田的综合生产力及自净能力；应挖掘乡村生态资源要素及乡村景观特征，塑造优质的生态化景观；应增加乡土生态景观服务功能，开发与生态功能相适应的生态产品，提升绿色生态效益，形成生产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同时，通过升级绿色产业及完善聚居点基础设施，减少工业及居民活动引起的点源污染，并从生境本底及生态网络两方面就乡村生境进行综合优化(图8)。首先，开展乡村生态本底整治以防止面源污染，保护农田、山体等生态基底，建立农田生态补偿制度从而减少侵占农地，防止耕地破碎化；形成集中连片、水渠连通的高标准农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林草覆盖率，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其次，对乡村生态网络进行梳理，重视河流、道路等绿廊周边的植被缓冲带建设，恢复河道流通功能并在蓝线范围内开展生态驳岸建设；设置道路防护林及景观带，提高景观功能连通性。通过联通水网、植绿网并维护农田网络，形成连续的村域山水、大地肌理，联网构面构建乡村生态安全格局。

图8 示范村生态空间活化策略

2.4 社会文化空间：乡村治理及特色塑造

乡村社会结构及自治传统奠定了乡土的关联性及约束力，费孝通指出血缘和地缘是原始社区的主要构成要素，使农民因而更易形成组织认同。但在实际乡村治理中，这类熟人社会也会出现经济分化，衍生出多种利益主体，如官僚化的村小组、地方势力、钉子户、村贤和普通村民等，个体利益追逐也加大了治理难度。因此，建立核心行动者及集体共享机制则是治理重点，应明确以阳光党建组织为主导，强调多元自治机制，尊重农民的自主发展，保障多主体利益的实现。从自治体系塑造及社会文化延续两方面入手，维护乡土情感并传承乡土文化(图9)。

图9 示范村社会文化空间活化策略

首先，塑造共建自治体系。提高各行动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是共建自治体系形成的关键，应积极建立农民利益共享共建机制并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实现农民的自我认同，增强社会关系的凝聚力。其次，加大乡土人才力量的引进力度，建设农村管理及技术人才队伍，如通过“村镇干部+ 技术扶助人员+ 返乡青年”的形式积极对外开放，活化乡村人才要素。再次，逐步从传统的亲缘关联转化为集体契约、产权制度维系的治理体系，为乡村经济社会提供新平台。最后，塑造乡村文化形象并强化乡村软实力。通过物质空间重塑( 祠堂、寺庙、戏台) 及文化活动重启( 团年、祭祀) 等仪式性的表达激发农民的集体感情，树立乡土价值观，彰显村镇的文化内涵，并通过寻求基于乡土文化的经济驱动力，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打造乡村文化品牌。

3 绵阳市官渡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策略

官渡村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北部，紧邻大康场镇，共设12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为2334 人，面积为20km²。乡村呈现长条形形态，地形南低北高、四面环山，属于典型的山地村庄。村域南部紧邻AAAA 级景区“百年好合爱情谷”，乡村旅游前景较好，极大地拉动了南部组团经济。由于良好的领导班子管理及建设，官渡村曾获得“首批全国村级示范单位”“2018 年全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称号，并被选定为2019 年度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试点村。但由于地形阻隔、生计资源差异，官渡村南北部组团在经济、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存在发展不均的现象。在良好的发展背景下，官渡村依托试点契机，从生产、生活、生态及文化空间等方面整合村庄发展的要素，解决村域人居环境发展的困境，从而发挥其示范作用( 图10)。

图10 官渡村人居物质空间

3.1 生产空间优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激活资源

官渡村是村企共建发展集体经济的先行者，村庄依托“百年好合爱情谷”景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当地农民也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及旅游接待等途径获得劳动收入，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8万元。但受到季节性影响，农民在旅游接待方面常出现淡季没收入的现象，北部组团的农民也因距离产业园区过远未进行土地流转而不能享受分红。总体来看，村庄产业发展态势不佳。

在产业活化建设中，通过扩展乡村产业经营结构，可以改变之前单一主体把控乡村资源的状况。保存村庄原有的“四方搭伙”模式，再引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形成“政府+新型经营主体( 农业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的多主体经营机制( 图11)。同时，探索“1+X+N”的经营管理模式，即以大康镇政府或官渡村集体为统筹搭建平台，进行区域农业产业发展总体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以入驻各项目的X 个龙头企业为主导，结合N个小型企业或农民合作社及小农户，实施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的落地建设和经营管理。其中，“百合国际博览园”作为大康镇的龙头企业起到主导作用，承担主要的投资及经营任务，包括创建产业平台、管理平台，打造百合全产业链。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在百合全产业链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打造，通过活化利用官渡村的在地资源，形成园区科普观光、南部百合种植、中部桑葚酒业和北部森林度假等多个发展主题。此外，在北部组团整理低效用地及闲置宅基地并进行增减挂钩，用于开展森林度假及打造休闲农庄等，实现乡村聚居点集中和农民增加创收的“双赢”。在此基础上，农民能从流转分红、园区务工、农家接待和种植售卖等多个渠道获得劳动收入。

图11 官渡村产业运营转变路径

3.2 生活空间优化——重塑村落生活空间，提升设施

官渡村内部山水交融，聚居点沿道路和河岸生长，可分为山地点状分布、山沟带型延伸及浅滩块状聚居三类，其中村域南部碑子坝幸福美丽新村的250户居民通过“众筹”机制进行环境改造，但北部多为山地散居民居，集中性不高，设施薄弱。在人居环境整治中最重要的便是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但由于山地散布住宅及地形的影响，服务设施修建成本较高。

区别于城市做法的迁并居住小区，针对村域北部点状散居的民居采用“小型化、组团化”的聚居模式，官渡村按照农民居住意愿及生计发展条件，就近合并居民点，内向集约化用地，合理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以形成农民互动共享区(图12)。通过配置老年活动中心、公共活动间和健身器材等设施，使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达到1.92hm²，占村庄建设用地的5.6％。聚居定点后进行环境整治，除了基础的水、电、气、网“四通”，还对厕改、污水治理、垃圾处理及村容“六化”( 硬化、美化、绿化、净化、文化及亮化)整治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其中，官渡村内部的道路全部进行硬化；改厕以多户集中处理为主，减少散户无害化处理情况；南部聚居的生活污水利用园区管网进行处理，而北部聚居的生活污水利用地埋式污水处理站及人工湿地处理模式进行处理；每50m 设置一处垃圾桶，每400 人配置1 个垃圾箱，并通过垃圾转运车将垃圾转运至压缩站进行集中处理，实现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图12 官渡村聚居配置模式

3.3 生态空间优化——立足村域生态格局，集约空间

村庄生态格局是规划建设的基底，官渡村村域生态本底较好，同时村镇建设活动并未过多侵占生态空间，林木覆盖率达72.8％。在此背景下，为彰显“生态文化官渡”的村庄形象，在生态空间优化方面遵循“以延续为主，以修复为辅”的活化方针，在村域范围构建“源—斑—廊”3 个层面的生态景观格局，即将村域内部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林地、草地作为村域生态环境的“生态源”，将满足村庄农业生产并集中成片的耕地、园地作为“斑块”，并结合河流、道路打造生态廊道，改善农业生产与基础设施条件，优化人居环境的基底。在此范围内叠加基本农田控制线、生态林控制线和河道控制线，划定禁建区范围并提出管控措施。

在建设过程中注重与山林、水系、农田、道路的有机结合：山林建设以绿为基调，设立山体隔离带以保护其生态本底，再以彩为点睛，考虑种植彩林、景观树强化山林景观，并安排2 名以上专职森林管护人员进行管护；水系廊道结合岸线保护与利用控制进行岸线环境及驳岸综合整治；农田保护以基本农田保护为主，并构建具有多孔和透水性的农田景观基质；道路廊道建设中注重提高景观功能的连通性，结合乡土苗木实现道路景观的生态网络化。

3.4 社会文化空间优化——弘扬多元善治，凸显特色

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有赖于乡村各治理行动者在遵循集体契约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治权利；积极吸收外来组织、优秀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并进行互动，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强化乡村内生动力。一方面，按照“人员相熟、地缘相近、产业相似”的原则细分官渡村的社会组织，以十多户人的规模组织为一个单元，单元内部竞选组长，负责单元内社会治理、清洁卫生监督、治安防范和联建户解难帮困等工作，并在联建单元之间设置横向评比，优者获得嘉奖，以调动农民的集体荣誉感。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农民文化空间，为村民提供活动场所和持续的文化服务。例如，碑子坝片区以“和文化”为主题，突出川西北民风民俗特色，结合五和广场、传统院落、古树等传统物质文化要素构建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节点空间，为农民提供交流场所；以雕塑、绘画、牌匾等为载体，采用名人名言、谚语俚语等形式来表现“红军文化”“农耕文化”等非物质文化要素，充分宣传展示“和美官渡”的新形象。

4 结语

人居环境提升与村庄发展联动相辅相成，对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不能仅着眼于单纯的设施提升，还应该对村庄的生产、生活、生态发展要素进行综合考量、配置优化，实现其内部结构优化及功能转型。在我国城镇化持续推进和内涵提升的过程中，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也是实现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系统工程之一，可以极大地促进乡村地区“经济—生活—生态—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实践工作更能凸显操作重点及发展方向。官渡村由于优良的自然基底已取得较好的发展态势，借助乡村人居环境理论对村庄生产、生活、生态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可以为区域内背景相似但发展方向不明的村庄提供参考。通过官渡村的实践探索，本文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主要从四方面出发：①产业发展是关键。需实现农业现代化，拓宽农民生计渠道，通过多方面融合工商资本与乡村资源为农民增收创财，实现利益共享并为村域设施完善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流。②聚居生活是核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维护社会网络可以满足农民物质及精神的双重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激发社区活力。③生态环境是基础。应约束建设发展并提高环境品质，打造优质生态产品，实现生态效益。④社会文化是纽带。通过“塑乡风善治理，留人才造团队，保文化创品牌”，实现集体价值认同，为生产、生活、生态的发展提供支撑。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21年19期

《乡村振兴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策略——以绵阳市官渡村为例》

来源：规划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