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交通、信息与网络的发展，各类要素在城市间的跨区域流动加速 ，大卫·哈维首先提出“时空压缩”效应[1]，Castells则将空间分为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与以网络为基础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2]。

“流空间”理论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与高快速交通设施的发展加快了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为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及分工创造了可能。更为关键的，“流空间”极大地重塑了现代主义的空间逻辑[3]，以等级和距离为特征的“中心地”概念开始让位于以网络为特征的“中心流”概念[4]，认为信息时代的城市是流动空间的节点和枢纽。而伴随着“流空间”的扩展和要素的高速流动，区域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由联接的网络，包括边缘中小城市在内的各级人居聚落都有机会自由地融入区域范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单一城市的增长潜力不再单纯依赖自身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而更多地取决于其与其他城市的链接能力，也即网络链接的强度和密度，“网络关联”成为现代城市体系的重要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研究范式开始由等级向网络转向。

“网络关联”给城市与区域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图景。在现代的区域城镇关系中，除了大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络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腹地影响外，中小城市在新的区域城镇体系中依托于“流空间”逐渐成为区域核心城市不可缺少的网络节点。但是，当前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大城市中心”指向，即更多地强调大城市间（Polynet）功能联系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腹地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小城市如何依托自有资源要素的禀赋参与“城市网络”中的合作路径和方式。显然，这种以大城市为偏好的等级化研究惯性不符合“流空间”理论的初衷和关切，不利于全面解读“流空间”的表征，也不利于回答时空压缩背景下各级城市的应对策略。 

进入21世纪，中国依赖信息基础设施与高快速交通设施的建设最为显著地扩展了“流空间”的规模、强度和呈现形式[5]，“流空间”已经构成中国城市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基础环境。在此背景下，大量中小城市正在摆脱对空间区位、距离的依赖，具备了打造“超邻里”的基础条件。围绕珠江口的粤港澳大湾区，堪称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交通和信息网络设施最完善的城市区域之一。从全球网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创新驱动，建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门户，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及全球城市网络，拥有极高的网络权力[6]。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外围泛珠三角地区的网络化和一体化趋势也在不断强化，各种流要素跨越城市等级进行网络化交换的情况日益频繁。本文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周边的中小城市广东省阳江市为例，开展基于网络关联的城市跨区域融合发展策略研究，探索“流空间”背景下中小城市参与区域网络合作的路径。

研究认为，区域一体化是经济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的过程，距离、密度和分割是影响其过程的重要因素。传统地理学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基于空间距离这一决定因素，探讨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认为城市间相互关系主要取决于其物理作用力，以城市等级决定“城市流”的流量和流向[7]，强调要素由高等级城镇向低等级城镇的梯度转移，中心城市与腹地内各级城镇形成“邻里城市”关系，以空间距离决定其效用强度和范围。

相较于中心地理论，依据“流空间”理论开展的城市网络研究，认为交通、通讯技术、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带动跨区域的要素流动，打破了中心地—腹地的关联范围局限，使区域空间关联模式开始从“地方空间”孕育的中心地模式，向“流空间”塑造的多中心网络化模式转化[8]。区别于中心地体系“场所决定流”的空间逻辑，城市网络体系认为“流决定场所”，城市是处于网络系统中的节点，彼此间的经济社会互动架构起城市“流空间”，而“要素流”的汇集决定着城市节点等级。

基于此，城市网络是基于功能互补和协同效应构筑的复杂系统，更为关注城市的可访问性、节点属性和连通性[9]，其建立将产生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所驱动，以生产、服务、信息、交通流通为基础，以相对无约束的时空尺度为表征的新型城市关系。中心与外围城市的关联内生于地区职能分工当中，而非核心与边缘的支配控制关系[10]。通过要素在关联网络中的流动，外围城市、欠发达的中小城市也能够利用网络协作关系，以分享关键信息、技术溢出和知识转移，共享扁平化体系的“流量经济”，形成跨越地理边界发展的“超邻里城市”。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空间结构正由“点轴”模式向“网络化”模式转化[11]，城市的“网络关联”理论为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补充了理论分析框架。

1.1 以“流动性”建立区域一体化基础

随着城市间交通网络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城市网络主要生成于要素频繁流动的“流空间”中，其基础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等“硬网络”，如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与信息网络，以及其承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软网络”，如企业联系的经济网络等。城市网络的“流动性”消减了空间和距离的信息摩擦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增强了城市相互连接、依赖和协同合作的机会，使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进行精准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流动性进一步突显了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连通性和节点属性，使得一些中小城市可利用企业联系或信息交换的枢纽地位融入到一体化网络中，为其提供更多嵌入规模化大市场的机会。城市的节点属性与其网络连通性，以及参与的网络数量直接相关，同时受到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节点价值与节点数量成正比，网络的动态扩张可以推动区域间功能和协同关系的整合，如王成等通过对山东省城市关联网络演化特征的分析，指出城市群内部形成的多核心“环形”网络，比基于单核心城市形成的“星形”网络结构关联效率更高 [12]，加强部分边缘城市的区域便捷通道，尤其是打通处于链接位置的节点城市的区域联系通道，对提升整体网络“流动性”、推进区域一体化有重要意义。

1.2 以功能协作提供区域一体化发展动力

城市网络关注基于城市功能的超距离互利共生关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等“硬网络”是网络关联产生的基本骨架与必要条件，城市间功能互补与协同是网络关联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资本、技术的跨国、跨区域流动改变了城市体系的发展机制。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基于区域或网络视角的城市竞合观点逐步成为主流。城市间功能关系依据不同劳动力市场、土地资源等要素禀赋、技术优势、产业链条环节、公共服务等重新进行区域空间分工，进而实现单体城市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13]。典型的如城市网络中的核心城市，主要负责总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服务，边缘城市负责生产制造、仓储运输、零部件加工等环节。对于体量小、集聚规模小，在城市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小城市，只有通过在区域中发挥比较优势，依托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与核心城市形成异地网络化协同制造与服务、网络联盟、平台经济等新型分工合作模式，并通过强化专业化功能与其他城市形成功能互补与错位，才可能激发区域合作行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并形成稳定的互惠共享偏好，成为打破地区同质化竞争冲突和促进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

研究表明，“流空间”崛起也带动城市间基于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外部联系，城市发展要重点关注区域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功能的空间组织机制，晏龙旭等提出此类功能中心与本地服务中心的融合发展，将扮演本地与宏观区域结构之间的“转换发动机”，将宏观经济联系传递到城市内部的方方面面[14]，因此在中小城市建立一个融合两类功能的“强核心”，有利于带动本地空间要素高效组织，并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

1.3 以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相较于中心地理论中强调“空间临近性”和基于空间距离的要素梯度转移模式，“流空间”理论中基于要素高速流动带来的“时间临近性”优势，使得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更为便捷，可通过研发合作协议、构建研发链等关系网络实现远域空间网络化溢出，形成区域知识资源共享，提高知识累积速率。Meijers等研究发现，有效的区域组织机制即制度整合，可以提高区域的整体组织能力，使其更有效地分享现有资源[15]。如都市圈周边的小城市可以使用大城市的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也可以拥有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福利和更高的生产率水平；知识流传递溢出的协同创新过程可以在城市网络中带来更高的边际价值增值空间，如Batten观察到世界一些地方正在发展一种类似的创意城市群[16]，它们通过组合提供独特的城市发展环境，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多样化的环境，先进的研发和教育设施，以及灵活和创造性的劳动力等，使得城市合作伙伴可以通过知识交流，从互动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受益，实现区域的价值最优或最大化。

城市网络关联允许城市间实施“借用规模”行为[17]，即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可通过高速联通的交通、信息网络，与区域核心城市实现“网络直连”，从而能够借用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包括城市功能、产业发展、市场多样性和公共服务的借用，改善本身区位劣势，并形成可持续的互惠合作关系，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见图1）。

图1 城市“网络关联”中的区域一体化作用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阳江市是广东省沿海城市之一，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是广东省海洋大市，同时也是珠三角西进的门户城市，上位规划定为北部湾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国家级城市群联系的支点城市，沿海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近年来，阳江市积极融入广东省沿海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推进城市向海发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时代的到来，以阳江为代表的环大湾区经济体量较小的城市，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阳江城市发展，也面临着 “与核心城市链接不畅”“单点对口合作乏力”“陆上思维发展”三大问题。

2.1 位于都市圈边缘，与核心城市链接不畅

长期以来，粤东西北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存在的最大短板。在广东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破解这一短板成为区域协同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广东省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引领下，正在编制中的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规划建设湛茂都市圈、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五大现代化都市圈，带动省内协同发展新格局。阳江地处粤西，规划纳入珠江西岸都市圈，是湾区向西的第一座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与西部湛茂都市圈两大城市群链接的区域支点，起着联系“中转站”的作用，需要在承接核心城市功能辐射的同时，联动邻近城市共同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空间结构。目前从物流方面来看，根据重载货车联系数据，阳江与广州货车联系仅为680辆/日，与深圳联系仅47辆/日，与广佛间5479辆/日的联系量相比，阳江与大湾区核心城市的物流联系偏弱，区域联系不强（见图2）。从客流方面分析，由于阳江目前与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缺乏高速铁路直接联通（至广州高铁出行为1.5小时，深圳为2.5小时），也使得阳江未能有效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根据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2021年4月数据），进行人口驻留地识别与区域交换量测算，按在目的地停留2个小时以上作为交换量，发现阳江与湾区其他城市每日发生不足5万人次交换量，对外联系偏弱。阳江与核心城市功能联系偏弱，致使其成为区域“流空间”上的“断裂点”，难以承担起节点城市的区域责任，也将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带动粤西地区发展缺乏有效支撑。

图 2 阳江与周边城市重载货车联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单点对口合作乏力，区域协作成效不足

阳江一直以来是广东省沿海发展的洼地城市（2019年阳江市的地区生产总值1292.2亿元，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名倒数第6），近20年以来与多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有着产业合作与共建帮扶的经验。2014年以来，珠海与阳江建立对口帮扶关系，至2020年落实帮扶资金27.3亿元及产业项目约730个，阳江城市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阳江市所处的“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经济圈与同在珠江西岸的“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及“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经济圈相比，还处于集聚发展阶段，经济溢出效应有限。因此，目前阳江经济增长内生性特征明显，工业以五金刀剪、食品加工、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资源依赖型产业为主，与区域内其他城市企业关联较为薄弱。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双转移”战略向纵深推进背景下，湾区功能外溢趋势加强，阳江市如仅仅依靠帮扶政策与珠海进行“单点”联系，缺少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与广州、深圳等湾区核心城市的更多经济关联，在面临湛茂都市圈的竞合情况下，区域产业承接面受限，难以形成稳定的区域协作互惠共享关系。

2.3 陆上资源依赖过大，海洋资源利用不足

阳江市是广东沿海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阳江港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门户，其境内海岸线占广东沿海经济带总长约三分之一，拥有国内十大最美海岛之一的海陵岛，海洋资源丰富。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珠三角的产业外溢主要依托高速公路、国道等区域通道，阳江主要实施陆地空间发展模式，依托325国道与沈海高速等区域通道发展，对陆上资源依赖过大，对于如何契合国家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使命与区域责任，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尚未能找到有效的抓手。另外，阳江具有“山水城田海岛”的特色地域要素，但城市建设与山海城岛互动不足，城市通山达海、江海荟萃的城市空间特色不明显，海洋“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缺乏滨海特质，难以实现城市品牌效应，吸引优质资源集聚。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广东省内基于“流空间”的城市网络也将不断强化，位于湾区边缘的大量中小城市已经具备了打造“超邻里”的基础条件，可与核心城市实现生产制造、消费与服务的协作与共享，推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阳江市需要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和网络节点的功能互补或协同性，通过交通网络等“流空间”的进一步优化支撑，实现与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功能、产业发展、市场多样性的“规模”借用，并形成可持续的互惠合作关系，从而促进形成区域协调的高质量经济布局。

3.1 “直联”核心城市，加快要素流动

研究表明高铁网络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铁路网络的等级结构与城镇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对阳江与湾区各城市现状通道、规划多通道的模拟分析，可以看到通过建立阳江与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直连的一小时区域高速联系通道，以及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粤西地区形成关联密切的多核心“环形”骨干网络，可以较好地提升整体网络的关联效率，为大湾区与粤西各城镇群之间的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提供便捷的合作通道（见图3）。

图3 阳江与湾区城市单通道联系（左）与阳江多通道直连广深等湾区核心城市（右）模拟分析结果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目前广东省城镇群空间结构现状仍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但随着高铁建设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位于湾区外围的阳江等城市可纳入与“邻里城市”佛山、东莞等同的“1小时”出行圈内，获得与“邻里城市”相近的合作时效，承接来自广州、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研发链的网络化溢出，作为节点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西进门户，依托门户功能与粤西的湛江、茂名等城市共建重化产业链，起到大湾区联系粤西北腹地的“中转站”功能，促进区域结构向相对均衡的“网络—节点”格局转变。

为进一步发挥网络关联效应，阳江市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推动“高铁进城”，将直连广州、深圳规划中的广湛高铁和沿海高铁综合枢纽，在现状中心城区南侧建设，打造阳江高新区，实现区域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功能与本地服务中心的融合发展，以新的城市“强核”形成本地与宏观区域结构之间的“转换发动机”， 有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功能外溢，带动本地空间要素高效组织，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

3.2 依托区域协作，实现功能互补

城市间功能互补与协同是网络关联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于以阳江为代表的中小城市而言，可在挖掘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基于差异互补的城市职能，依托尺度重构的发展机遇，在城市网络中形成极化效应。

一是借力广州、深圳等区域核心城市，为其提供下游服务或拓展其下游产业链中的产业。黄奇帆提出，我国未来将以都市圈为核心，在50~200km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18]。而日本东京等世界级大都市圈的一般规律也显示，100~200km圈层是制造业，以及为制造业服务的应用创新、物流等服务业集聚的圈层，重工制造、特色轻工制造往往在此圈层布局[19]（见表1）。阳江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200km辐射范围内，自2005年以来，阳江先后依托中山、珠海、东莞等城市对口帮扶，合作共建了4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其工业总产值已占阳江市园区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成为阳江主要经济增长点（见表2）。目前阳江市亟需建立并加强与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等的合作，建设成为大湾区产业拓展主选地和先进生产力延伸区。可依托自身的五金优势，升级为双立人等五金精密制造；依托食品优势，延伸产业链发展药品、生物制药甚至是精细化工等更高端的产业门类。同时依托其劳动力、土地资源低成本优势，承接部分大湾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表1 世界级都市圈功能布局分析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 阳江市四大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二是实现大湾区高新技术的“规模借用”。针对大湾区外围边缘城市人才、技术等基础创新要素不足的现实，阳江应充分利用机场、站点等门户枢纽资源，引导建设枢纽新区，实现与大湾区创新要素的快速流通与交换，推动本地产业升级。

3.3 依托海洋优势，促进资源共享

海洋和海岸线是阳江城市的优势资源，依托海洋资源优势，阳江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进一步促进区域的融合发展。

面向建设“广东省沿海经济带重要战略支点”的区域定位，阳江确定依托蓝色经济、整合创新功能链条的发展策略，联动粤西、珠三角核心区，串珠成链共建广东沿海创新走廊（见图4）。一是积极引进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城市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建“环海陵湾”的千亿园区，依托沿海高速、高铁形成产业联动的骨干网络关联轴线，实现跨区域尺度的沿海经济带产业集聚经济。二是通过阳江港，积极对接广州港集团。鉴于广州港集团承接了整个大湾区的港口运营，通过与其开展深度合作，可实现区域港口资源与航线的共享，共建临港产业集群。三是对接大湾区，营造“小而精”创新聚落。基于阳江江海荟萃的景观风貌本底与土地资源优势，提供低成本的产业用地、富有吸引力的生态与文化环境，建设创新聚落[20]，与广、深等核心城市丰富的研发与教育设施相组合，推动彼此间的知识交流与协同创新，实现沿海经济带上各级城市网络参与者的互惠共赢与区域的包容性增长。

图4 阳江城市的“向海微笑”空间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同时，依托阳江本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包括滨海优质的港口岸线、丰富的山海资源、宜居的城市尺度和特色的地域文化，塑造面向区域网络的特色高品质空间，打造度假休闲胜地。依托阳江区域知名度最高的旅游资源海陵岛，整合海、湾、滩、林等海洋资源和海丝文化资源，结合海陵岛环岛国际马拉松、风筝节、开鱼节等活动，高标准打造一批特色优势景点，打造以海陵岛为核心的全域旅游体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翼的生态休闲度假中心，吸引大湾区及全省、全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使远域居民也能体验到多样化的滨海风情。

现代交通、通信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区域空间关联模式开始向“流空间”塑造的多中心网络化模式转化。依据“流空间”理论开展的城市网络关联研究，以网络思维来分析现代城市关系与城市发展，弥补了传统“中心地”理论中以等级界定和空间距离来研究城市关系，忽略城市间水平和远域关联的缺憾。本文立足于中小城市阳江市的现实条件，从“网络关联”的视角，探索其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深圳之间跨越边界的协同合作模式。提出了通过加强要素流动、协作分工、资源共享的“流空间”网络语境，打造与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超邻里”关系策略，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一种新的区域协调策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应以都市圈作为先行区域，并将城镇之间的“网络关联”研究作为确定城镇规模、职能、空间结构的基础，重视人口、交通、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在规划工具中应增加对流空间的现状研究和规划引导。

第二，更加强调门户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处于各级城市网络链接位置的节点城市。在城市网络体系中，除了核心城市，门户城市作为各种要素流从上一级网络传导至下一级网络的关键节点，在网络体系中起到与核心城市相互支撑的角色作用。以阳江为例，由于其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与西部湛茂都市圈两大城市群链接的区域支点位置，打通其区域联系通道，将推动城市群形成高关联效率的多核心“环形”网络，较好地提高整体网络“流动性”。

第三，注重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效应，通过推动中小城市与区域核心城市实现“网络直连”，改善其本身区位劣势，与核心城市形成可持续的互惠合作关系，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

由于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尚在编制过程中，因而本文提出的跨区域融合发展策略也需要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进一步落实与深化，从而检验与完善本研究的结论。同时，中小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融合发展，除了建立良好的“流空间”与枢纽节点网络以外，区域合作的顶层设计是今后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来源：小城镇建设杂志